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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立家:制度改革是最大創新動力

2019年11月26日  07:00   21世紀經濟報道   王峰  

工業革命發生的幾百年以來,我們的社會組織形式往往跟不上技術進步。由于我們的社會治理方式落后于科學技術的發展,造成的“時間差”給我們積累了很多風險和問題。

十九屆四中全會勝利召開,全會表決通過《中共中央關于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表明“中國之治”正在邁向更高境界。

我國國家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展示出多方面的顯著優勢,十九屆四中全會《決定》將其總結為13個方面,長期保持并不斷增強這些優勢,是我們在新時代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努力方向。

制度問題更帶有根本性、全局性、穩定性和長期性。如何理解對制度的“堅持與完善”,如何理解13項顯著優勢的辯證關系;在城市化向都市圈、城市群跳躍,互聯網向大數據、人工智能跳躍的時代,如何理解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行政體制,構建職責明確、依法行政的政府治理體系?

竹立家

為此,21世紀經濟報道專訪了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公共管理教研部教授竹立家,解讀國家治理深層次的制度建設問題。

制度改革是最大創新動力

《21世紀》:十九屆四中全會的一個主題詞是“堅持和完善”,“堅持”意味著要彰顯我們的制度優勢,“完善”意味著我們還要繼續全面深化改革,如何理解兩者的辯證關系?

竹立家:“堅持”是指我們還是要繼續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和制度,這是我們政治制度的一個基本特點,不管國際國內形勢如何變,這個基本特點不會變。但社會、經濟的發展是動態的,我們在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進程中,一定要有與時俱進的思維。

沒有一蹴而就的制度,所有制度都要在發展改革進程中,在社會文明發展進程中,根據形勢的需要來調整完善。各項制度之間也需要相互協同,形成合力,如果不協調不配套,甚至相互沖突矛盾,就容易產生社會問題。

比如說城市化是當前社會發展的一個重要趨勢,幾十年來我國城市化率每年以1%左右的速度增長,這對整個社會結構都帶來深刻變革,人們的價值觀、思想觀念、生活方式都在發生變化,那么我們城市的管理方式、組織方式也要根據形勢發生變化,其中最根本的就是要夯實現代城市治理的制度。

《21世紀》:《決定》指出了我國國家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具有13個方面的顯著優勢,這些優勢之間有什么樣的內在關系?

竹立家: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中,黨的集中統一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全面依法治國這三項是最根本的制度結構,也是中國最根本的制度優勢。另外十項顯著優勢都是在堅持和完善這三項顯著優勢的基礎上才能形成,也只有這三項顯著優勢完善了,另外十項顯著優勢才能發揮出來。

這三項顯著優勢也需要其他優勢的配合,比如我們有堅持德才兼備、選賢任能,聚天下英才而用之,培養造就更多更優秀人才的顯著優勢,而我們堅持黨的集中統一領導,提高科學執政能力的一個重要因素就是人才,當人才的知識能力、宏觀思維能力、決策能力得到大幅度提升以后,黨的科學執政能力也將得到提升,黨的集中統一領導制度也將更加完善。

《21世紀》: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是應對風險挑戰、贏得主動的有力保證,當前波詭云譎的國際形勢對我們自身的制度建設提出了哪些要求?

竹立家:十九屆四中全會《決定》提出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就是要應對目前國際國內形勢所出現的新情況、新問題、新變化。

我認為有以下幾個方面要注意:

首先是當代文明正處在一個重大轉型進程之中,我們已經跨進了人工智能、大數據和生物技術推動下的第四次工業革命的門檻。事實上,工業革命發生的幾百年以來,我們的社會組織形式往往跟不上技術進步。換句話說,由于我們的社會治理方式落后于科學技術的發展,造成的“時間差”給我們積累了很多風險和問題。

其次是中國在從世界文明的邊緣向世界文明的中心快速挺進。有些人就會有意給中國的發展制造障礙。當然,目前人類文明發展的大變局已隱然成型,世界新秩序的建構、重組、形塑正處于過程之中,美國的“文明沖突論”“美國優先論”“退群論”以及向政治保守主義和貿易保護主義的倒退,必將使美國的單邊主義走到歷史盡頭。

再次是世界經濟進入一個風險時期,我國的經濟下行壓力也比較大,如何應對和處理,這確實是我們要認真思考的問題。特別是從制度角度,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事實上就是一種制度性改革,轉換動能,制度就是最大的創新動力。

行政管理首先要法治化

《21世紀》:改善營商環境是當前各級政府非常重視的一項職責,在改善營商環境過程中,應該如何規范政府權力,激發市場主體活力?

竹立家:我認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首先是法治經濟,改善營商環境最重要的是要建設契約化、規范化、法治化市場。民營企業目前發展面臨的主要困境就包括法律保障不到位,行政部門對民營企業運行還會有干擾。放管服改革的一個重要內容就是,為民營企業提供更大的發展空間。

過去,有些地方在市場監管方面存在一些不公正的行為,甚至出現在缺少政策依據、法律依據的情況下,隨意對待民企管理者和民企員工的現象。

最近,江西上饒市玉山縣、信州區等多地公安局發布公告,要求取締經營性棋牌室、麻將館、賓館麻將房。后來引起輿論關注后,有的地方公安機關重新發布公告,將整治的范圍縮小為“利用棋牌室等場所實施賭博違法犯罪”,需要關停、整改的也縮小到棋牌室、茶樓、賓館等提供工具用于賭博的。

這個例子說明,這幾年我們在放管服改革方面取得了很大進步,但是在“最后一公里”落實方面往往出偏差。所以,我們今后改善營商環境,特別是處理政府與市場關系的時候,“眼睛盯在基層”是非常重要的。

《21世紀》:《決定》提出建立健全運用互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技術手段進行行政管理的制度規則,對這些新技術的規制目前有哪些薄弱點?

竹立家:管理的技術化,可以說是以互聯網為代表的第三次工業革命以來,世界各國社會治理和經濟治理的普遍趨勢。新技術手段的應用大大提高了經濟和社會運行的效率,大大提高了政府行政管理的效能,這是需要肯定的。

使用互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技術手段,通過處理機構和政府自身積累的大數據,可以適時全面掌握和了解經濟社會發展動態、民情民意趨向,為正確的公共決策提供基礎依據,從而為國家治理能力現代化裝上全新的動力引擎。

需要注意的是,在應用新技術進行行政管理時,必須要有法治意識,比如隱私權,就是公民自身安全的重要保護膜。所以,管理技術化,在發揮效能優勢的同時,也要依法保障公民的基本權利。

優化行政區劃設置

《21世紀》:我們剛剛完成了一場深刻的黨和國家機構改革,下一步應該如何使這場改革的成果定型?

竹立家:十九大以后進行的黨和國家機構改革有著鮮明的特點,首先是同以往主要是政府機構改革相比,這是一次綜合性改革,涉及黨、政、軍、立法、司法機關等;其次是改革的成果基本適應了新時代經濟社會發展對機構的要求,換句話說,通過改革,我們對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形成了機構的支持。結構決定功能,黨和國家機構的組織形式也決定了國家治理效能的發揮。

《中共中央關于深化黨和國家機構改革的決定》提出,到二○二○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到二○三五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到本世紀中葉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這就迫切要求通過科學設置機構、合理配置職能、統籌使用編制、完善體制機制,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更好推進黨和國家各項事業發展,更好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更好推動人的全面發展、社會全面進步、人民共同富裕。

十九屆四中全會《決定》提出,到我們黨成立一百年時,在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上取得明顯成效;到二〇三五年,各方面制度更加完善,基本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到新中國成立一百年時,全面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更加鞏固、優越性充分展現。

我認為,從二○二○年到二○三五年是關鍵的15年,要鞏固機構改革成果,實實在在提升治理效能,要推進政府機構、職能、權限、程序、責任法定化,使政府機構設置更加科學、職能更加優化、權責更加協同。

《21世紀》:在優化政府組織機構方面,城市群、都市圈等跨行政區劃的區域發展給相應的行政管理提出了挑戰,如何對城市群、都市圈實行扁平化管理,形成高效率組織體系?

竹立家:中國的發展速度相當快,城市群、都市圈可能是中國未來發展的重要模式。隨著城市群、都市圈的發展,下一步我們面臨一個非常關鍵的問題,就是行政區劃改革。

城市群、都市圈是一種新的現代化發展模式,它不但包括人的流動,還包括物流、基礎設施的互聯互通、資源共享等,有很多實際問題需要解決。必須將行政區劃進一步合理化,提高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綜合承載和資源優化配置能力。

從城市化到城市群,跳躍很大,對區域經濟社會的發展也會產生重大影響。比如經過幾十年發展,廣州和佛山、深圳和東莞的城市邊界已經模糊,如何發揮“1+1>2”的效應?我認為必須要考慮優化行政區劃設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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