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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論丨劉元春解讀“中國之治”:發揮中國制度顯著優勢,推動國家治理能力現代化

2019年11月16日  07:00   21世紀經濟報道   周瀟梟  

2019年10月31日,十九屆四中全會表決通過《中共中央關于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對“中國之制”和“中國之治”進行了系統勾畫。

2019年10月31日,十九屆四中全會表決通過《中共中央關于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對“中國之制”和“中國之治”進行了系統勾畫。

新中國成立70周年、改革開放四十多年來,我國各領域取得大量成果,造就了諸多“中國奇跡”,這是中國人民勤勞奮斗的結果,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有效運行的結果。放眼未來,到本世紀中葉,要把我國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需要與之相適應的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加以支撐。

十九屆四中全會通過的決定,圍繞“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這個目標,明確回答了“堅持和鞏固什么、完善和發展什么”這個重大政治問題。

決定共梳理了13方面的制度體系,包括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行政體制、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文化制度、民生保障制度、社會治理制度、生態文明制度體系、黨對人民軍隊的絕對領導制度、“一國兩制”制度體系、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

如何看待這13方面制度體系安排,這些制度如何推進國家治理能力的現代化?有關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部署,涉及到收入分配、現代金融體系、振興實體經濟、關鍵核心技術攻關新型舉國體制、宏觀調控制度體系等內容,這些會帶來什么影響?就此,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專訪了中國人民大學副校長劉元春。

劉元春-資料圖片

對國家治理體系的全面描繪

《21世紀》:為什么十九屆四中全會要專題研究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問題?決定梳理了13方面的制度,這些制度與國家治理是什么關系?

劉元春:十九屆四中全會對現有的改革成績、制度體系進行全面總結,并為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做進一步規劃。

我們正處于“兩個一百年”的交匯期、高質量發展攻堅期,外部世界處于百年未遇的變革期。要支撐未來的發展,有效應對各種挑戰和風險,需要完善我們的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

國家治理是各種制度有機運轉、有機結合、相互作用的結果。現有的各項制度要發揮其優勢,并轉換成有效的治理能力,要有正確的政治方向、戰略方向,要有配置各種資源的制度體系,還要有充分調動各類主體的激勵機制和文化體系等。

國家治理是以國家為中心,平衡好各方關系,有效動員國家和社會資源,來達到國家和民族既定目標的管理體系。適應現代化治理能力的制度體系,應該是系統完備、科學規范、運行有效的,而不是零碎的、局部的、片面的。

決定梳理的13項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正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治理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圍繞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目標,還列明了這13項制度后續改革的重點任務。

13項制度中排在第一位的是“黨的領導制度體系”,正是要通過健全黨的全面領導,確保國家發展沿著既定的戰略方向,通過黨的全面領導、組織、動員、把控能力,促進資源的有效配置,調動各方積極性,來實現國家和民族目標。

四中全會通過的決定,是我們黨對國家治理體系的全面描繪,是一個藍圖、一個政治綱領。惟其如此,整個國家制度體系才能有效運轉,更好地配置資源、調動各方積極性,實現“兩個一百年”、民族復興等奮斗目標。

《21世紀》: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決定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是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這是首次明確提出“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這一目標。十九屆四中全會通過的決定,描繪出了國家治理體系的藍圖,這是否意味著我國國家治理體系更加完備了?

劉元春:我們經過40多年的改革開放,特別是十八大以來,我們推進全面深化改革,制度體系的基本框架、關鍵環節、重大領域取得了突破性進展,治理能力得到較大提升,形成了一個有效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體系。

在既有成果的基礎上,我們需要總結明確哪些應該堅持、鞏固,哪些應該改革、完善,來推動實現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

既要堅持改革,也要鞏固制度優勢

《21世紀》:十八屆三中全會后,社會各界對全面深化改革有很高的熱情和期待,各個領域的改革全面鋪開。十九屆四中全會不但要求堅持既定改革,而且明確提出要堅持我們的優勢。如何理解?

劉元春:是的,現在不只是改革,有很多不需要改的東西要堅持,避免過度改革造成不必要的折騰。

我們國家的制度和治理體系有多方面的顯著優勢,這些應該鞏固和發揚,而不是貿然去改變。四中全會通過的決定,一方面在總結過去,彰顯我們的制度優勢和制度自信;另一方面也在開創未來,明確未來要堅持和完善的方向。

我們不能按照某個國家的藍本,去依樣畫葫蘆。有些人認為,應該按照西方市場經濟,來改革我們的所有制體制;或者按照西方政府的運行模式,來改革我們政府的公共職能,這些都是不可取的。

四中全會通過的決定,從正面的角度肯定了我們基本制度的顯著優勢,這是我們國家治理體系的基礎,要堅持和完善這些制度。

《21世紀》:這是不是跟我們在經濟、社會等各領域取得很多重大成就有關?

劉元春:是的。我們到了一個歷史節點,要總結過去、繼往開來,進一步提升基本制度的運行效率,也就是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

關于基本經濟制度的新表述

《21世紀》:具體到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方面,決定共列舉了五方面內容。有什么新的亮點?

劉元春:這次對基本經濟制度的三個層面進行了強調,包括所有制(公有制為主、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分配制度(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運行機制(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三方面內容。

這里有不少新的表述。比如,把科技創新體制凸顯出來。在新的形勢下,強調要構建“關鍵核心技術攻關新型舉國體制”,這個新型舉國體制,是相對新中國成立初期“兩彈一星”時的舉國體制而言,現在具體包括國家實驗室等部署,把自我創新放在很關鍵的位置。

在科技創新方面,還強調要加大基礎研究投入。在研發投入總量方面,我國跟美國差距不是很大,一些應用型研究投入超過了美國,但基礎研發領域差距仍大。這跟我國創新生態鏈不完善、激勵機制存在問題有關,也跟政策導向有關,我國很多企業也沒有發展到需要重視基礎研究的水平,因此我們需要一些新的機制來鼓勵基礎研究。

對于國有經濟,則提出要“增強國有經濟競爭力、創新力、控制力、影響力、抗風險能力,做強做優做大國有資本”,這“五力”中排在第一位的是“競爭力”,也就是首先要有市場生存能力。

對于非公經濟的表述,在堅持“兩個毫不動搖”的基礎上,在促進非公有制經濟健康發展的同時,還提到了要促進非公有制經濟人士健康成長,也就是保障民營企業家的權益。

對于分配制度,則明確提出“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這說明未來勞資分配關系上會有進一步改革。

在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部分,用了大量篇幅來強調公平競爭制度,比如“建設高標準市場體系,完善公平競爭制度”“強化競爭政策基礎地位,落實公平競爭審查制度”等,這是把公平競爭放在市場經濟體制的核心位置。

此外,對于現代金融體系有了一些新的表述,提出“健全具有高度適應性、競爭力、普惠性的現代金融體系”,這里面“適應性”指的是金融要支持實體經濟、支持重大戰略落實等,避免金融資源自我循環、影子金融脫離實體經濟等問題,這是有針對性的提法。

《21世紀》:在分配制度中,提到要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還提到要擴大中等收入群體,后續可能會有些什么調整?

劉元春:這意味著,在企業生產過程中,勞資分配關系會有進一步的調整,收入分配改革會繼續推進。

近年來,我們一直在推進收入分配改革,包括勞動合同法、最低工資、五險一金等保障制度等,未來在勞動者權益保障方面仍有改進空間。

我們要擴大中等收入群體,中產的主要收入來源還是勞動所得,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有利于擴大中等收入群體。整個社會的收入差距如果太大,會影響國民經濟循環,社會活力也會減弱。

這次對生產要素進行了細化,除了勞動、資本、技術、管理,還加入了知識、土地、數據等,未來的收入分配格局會更加多元化。

闡釋中國特色的宏觀調控體系

《21世紀》:在“加快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方面,決定還提出要“健全推動發展先進制造業、振興實體經濟的體制機制”,如何建立這樣的體制機制?是否包括了“房住不炒”之類安排?

劉元春:振興實體經濟,首先要防止產業空心化、避免過度金融泡沫化。為此,金融要回歸實體經濟、住房要恢復本來的居住功能,這要推進相應改革,比如整頓影子銀行,建立多主體供給、多渠道保障、租購并舉的住房制度等。

另外,在戰略規劃、產業政策上,要以先進制造業、實體經濟作為落腳點,提升產業核心競爭力,促進產業良性發展。目前,我國制造業投資收益在下降,導致部分投資積極性不高,未來應推動在一些關鍵核心技術上的突破。

作為中國這樣的大國,目前處于爬坡升級、向高質量發展邁進的階段,必須要堅定“制造業立國”這一戰略理念,這是國家競爭力、國家實力的體現,大國需要以先進制造業為支撐。

當然,實體經濟不僅包括工業,還包括大量服務業。推動先進制造業發展,并不是說不發展服務業,像金融業也需要發展,但金融業要回歸到服務實體經濟的本源上來。

《21世紀》:決定還提到,要建立更高水平開放型經濟新體制。如何深入理解這部分內容?

劉元春:近年來,我們一直在堅持擴大開放,推出了大量舉措,包括舉行進口博覽會,降低進口關稅,進一步放寬外資準入領域,加快自貿區和自貿港的建設等。

這次更加強調,要“推動規則、規制、管理、標準等制度型開放”。我們在擴大開放的同時,也提出“健全外商投資國家安全審查、反壟斷審查、國家技術安全清單管理、不可靠實體清單等制度”,我們在擴大開放、給外資以便利的同時,也需要有相應的防火墻。此前,我們對防火墻制度關注度不夠,這部分也是借鑒學習了國際慣例。

《21世紀》: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行政體制方面,對于宏觀調控有相應部署,提到“健全以國家發展規劃為戰略導向,以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為主要手段,就業、產業、投資、消費、區域等政策協同發力的宏觀調控制度體系”。如何理解這個表述?

劉元春:很多人把宏觀調控等同于財政政策、貨幣政策,但中國特色的宏觀調控,排在第一位的是國家發展戰略,很重要的體現是國家中長期發展規劃,通過規劃來統一思想、統一方向、統一行動,把各類資源集中起來,推動落實國家重大戰略。

財政政策、貨幣政策是我們宏觀調控的主要手段。此外,我們的產業、區域、就業等政策也扮演著很重要的角色。上述這些共同構成了中國特色的宏觀調控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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